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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18人拿諾貝爾獎,卻高興不起來”,這才是日本真正的可怕之

  “18年18人拿諾貝爾獎,卻高興不起來”,這才是日本真正的可怕之處

  2018年的諾貝爾生理學將或醫學獎揭曉,美國的 James P. Allison 和日本免疫學家本庶佑,因發現抑製負向免疫調節的“新型癌症療法”得獎。

  日本自1949年第一次斬獲諾貝獎以來,累計已有27位諾貝爾獎得主。但其實2000年前拿到的,隻占了三分之一。

  2001年,日本出台了“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明確提出“50年要拿30個諾貝爾獎”的目標。當時,從日本國內到國際社會,對此爭議都不小。可從2001到2018年,日本平均一年拿下一個,計劃進行時間尚未過半,已經完成了超出目標二分之一的數量。

  也有數據表明,日本近些年的科研發表數量呈下降趨勢,被引用的數量也沒有以前多。狂攬諾獎的日本人,危機感還是很重,其實沒別人想象中那麽高興。

  一、得諾獎的,都有點“不正常”

  斬獲諾貝獎不易,每位得主都有自己的個性。日本的諾獎獲得者,尤其有著許多“不正常”的經曆。對於今年的諾貝爾獎得主本庶佑,據諾獎委員會的成員昨天透露,76歲的他得知自己獲獎時,表現得十分平靜,甚至有些還害羞。

  

  當地時間2018年10月1日,日本京都,免疫學家本庶佑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後出席新聞發布會 / 視覺中國本庶佑似乎對於諾獎看得更為隨意,他在接受采訪時也說,看到患者獲救,比獲得諾獎更開心。“皆為利往”的時代,日本的科研者卻總帶著一種特殊氣質。

  2008年,日本的下村修因為陰差陽錯發現並發展“綠色熒光蛋白”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他說:“我做研究不是為了應用或其他任何利益,隻是想弄明白水母為什麽會發光。”

  

  2008年度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日裔美國科學家下村修 / 視覺中國

  在他看來,獲得這項殊榮不過是他在滿足自己好奇心的路上,順便完成的一件事情。相較於上述兩位,2002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田中耕一的經曆更有趣。當時諾獎的報道一出,整個日本的媒體都陷入了“尋找田中耕一”的模式。

  似乎沒有什麽人聽說過“田中耕一”的名字,所有的數據庫裏也未曾錄入過與他相關的信息。直到後來,人們發現,他隻不過是一家企業裏的無名小卒。

  

  2002年,瑞典大使Krister Kumlin對田中耕一表示祝賀 / 視覺中國

  田中耕一不是什麽專的業教授,也不是碩士博士出身,他不過是一件普通大學電氣工程專業畢業的本科生。畢業後他一直在一家儀器製造會社擔任電氣工程師,在獲獎前,他甚至連一篇像樣的論文也沒有發表過。

  人到中年,他卻從電氣轉到化學領域,研究出對生物大分子的質譜分析法,拿下了諾獎。低學曆、跨專業,從來不是日本科研者自暴自棄的借口。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得主中村修二,身份背景同樣平淡無奇。

  

  中村修二 / 視覺中國

  他出生在日本一個小漁村,從小就被別人叫“笨小孩”,高考也隻考上了排名沒那麽好的德島大學。畢業之後,中村修二進入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工作。也許安於現狀,中村修二最終也就在公司裏安然地帶到退休。

  他在公司裏研發的成果銷量一般,經常被同事嘲笑是“吃白飯”的,連上司都問他:“你怎麽還沒有辭職?”滿腔的怒氣促使他開始了瘋狂的努力,挑戰一項看似無法達成的任務:開發高亮度藍色的LED。

  在這項研究上,有無數人前仆後繼,卻也有無數人失敗而返。當所有人都覺得中村修二不行時,他隻是回答“可以的”。與來自專業背景的人不同,中村修二就像野蠻生長的局外人,他撇開專業“常識”,在自己開拓的道路上默默耕耘,最終開發出藍色LED技術,贏得諾貝爾獎。

  中村修二說:“憤怒是我全部的動因,如果沒有憋著一肚子氣,我就不會成功。”除了低學曆之外,日本的諾獎得主中還有一位出了名的外語文盲——益川敏英,200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益川敏英 / 視覺中國

  在大學時期,益川敏英的英語就時常墊底,無論他如何努力,英語的水平和興趣都從來不見起色。因為這個,益川敏英不敢輕易往外跑,拒絕參加許多國外的研討會,在斯德哥爾摩領獎之前,他從踏未出過日本國門。

  獲得諾貝爾獎後,他用日語發表感言。會後有記者問他:“您打算學英語嗎?”這位老教授幹脆地回答:“不。”這大概就是這位科研者最後的堅守。

  比起許多國家的諾獎得主華麗的履曆,日本的研究者們看似更加接地氣,來自五花八門的領域、背景,不那麽完美的經曆,更讓人看到,日本這個國家在科研領域注入的國民性。

  二、教育創新、經濟支持,是最實際的“神秘力量”

  讓日本狂攬諾獎的科學活力,大多出現在上世紀70、80年代前後。諾貝爾獎的頒獎原則,是要保證獲獎成就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有延遲性和滯後性。基礎性研究成果由提出到被廣泛認可,需要相當時間的檢驗,因此科學家從發現成果到獲獎要經曆長達二十年以上的時間。

  21世紀諾獎的“井噴”,或許是幾十年前的付出換來的成果。這也是日本人“沒那麽高興”的原因之一——危機感,也來自曾經的巨額投入。上世紀60年代,日本提出“振興科學技術的綜合基本政策”,將國民收入的2%用於科學研究,1971年又將目標提到3%。

  到1975年,日本的研發經費總額占國民收入的2.11%,明顯高於美、德、法等國。

  

  2013 年度日本 R&D 的投資份額(圖中紅色圓圈)將近 3.8%,是全世界 R&D 投資占比最高的國家 / UNU-MERIT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中心和世界銀行提供數據

  後來雖然遭遇經濟停滯,“失去的二十年”也沒有讓日本研發經費的投入總量下跌。例如,建於1982年的“超級神岡探測器”,工程耗資約104億日元(約6.3億人民幣),由小柴昌俊、梶田隆章、戶塚洋二這三位互為師徒關係的科學家貢獻力量。

  小柴昌俊和梶田隆章分別在2002年及2015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戶塚洋二在2008年去世,但諾貝爾獎不追認已經逝世的人。梶田隆章接受采訪時說,“如果老師(戶塚洋二)能再多活十八個月,必能得獎。”

  

  超級神岡探測器(Super-Kamiokande)是日本建造的大型中微子探測器,最初目標是探測質子衰變,也能夠探測太陽、地球大氣和超新星爆發產生的中微子 / 視覺中國

  在科研經費充足的保障下,日本的科研環境也更自由。

  由於科學技術的基礎計劃由專業機構進行,高校老師不需過分擔心因沒有科研成果受到懲罰。日本科學家職業受尊重、工資待遇較好。根據日本權威的“日本社會階層與社會移動”1995年調查結果,在日本187種職業中,大學教師的職業威望,僅次於並列第一的法官、律師。

  日本的科研申報課題采用課題注冊製,不用經過層層審批,保障其後續的研究的經費很快撥款到位。不受外界的幹擾,充足的科研經費和開放的科研環境為專注於科學研究提供了有利保障。

  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教育改革也打造了紮實的知識基礎,促進探索思維的養成。不片麵強調知識傳授,更注重聯係現實生活。在幼兒園、小學階段重視與自然接觸的生活經驗,培養孩子的童趣與對自然的好奇,多位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身上都有親近自然、觀察自然的經曆。

  

  2014年,日本海亞姆,小朋友們在室內遊樂場玩耍 / 視覺中國

  據媒體報道,在課程設計方麵,日本的教科書引入了很多國際知名的文學作品,注重科學精神,尊重個性,關注世界的合作與和諧。教育理論強調基礎教育教師的教學自由,促進開展因地製宜的課程設計和擴大教學探究空間,重視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 培養實踐能力。

  日本的研究型大學更是學風開明、自由,不唯一兩所高校為尊,每個學校都有獨特的底蘊和優勢。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Shuji Nakamura(中村修二)上的是排名墊底的德島大學,但憋著一肚子氣,帶著對“斯巴達式努力”的抗拒,最終也成了人才。

  如名古屋大學副校長渡邊芳人所說,“名古屋大學的校訓是‘做有勇氣的知識分子’,其含義不僅僅是培養獲取已有知識的人才,而且是有勇氣抱著懷疑精神進行研究的人。”人才的培養不拘於名校,更注重於學術思維及質疑精神。

  研究型大學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注重國際合作與交流。198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利根川進,同時也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在美國的實驗室中取得了科研成果。總體來說,充足的經費保障、民主的科研環境、開放的教育模式對日本井噴式”的諾貝爾獎起著功不可沒的作用。

  三、極致到矛盾的匠人精神

  日本文化中,有一種勇於創新,極致認真,腳踏實地,耐得住寂寞,確定一個目標就執行到底的匠人精神。從小處看,匠人精神是一種踏實,是對細節的嚴謹執著,對錯誤的正確態度。

  一位留日的科研工作者說:日本科研工作者在實驗室的小組研討會上會非常細致認真地研討錯誤出現的原因,但不會對研究者本人提出任何批評。這種對待錯誤的嚴謹和對出錯者的寬容,恰恰激勵了人們更加重視錯誤,防止錯誤的再發生。一輩子堅持隻做一件事、十年甘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

  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大隅良典,為諾獎足足等了二十年。在此前長達二十多年的學術長跑裏,他經曆了種種挫折:博士畢業沒工作、研究得不到支持、被迫轉專業……但他仍堅持縮在實驗室裏專心致誌於自己的研究,“十年如一日”熬過枯燥的學術生活。

  

  大隅良典在201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文學獎和經濟學獎頒獎儀式 / 視覺中國

  日本文化中,還有一種不可忽視的矛盾。美國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深刻地闡述了日本文化中處處體現的這種現象。“日本人極度好戰又極度溫和,極度死板又極度靈活……極度勇敢而又極度膽小,極度保守而又極度喜歡新事物……他們非常在乎他人如何看待他們的所作所為,但是,即便他們犯了錯未被人發現,依然會有罪惡感。”

  這種矛盾性,也體現在高度重複的匠人精神同創新之間的矛盾:正是匠人精神中矢誌不渝的專注力量,才為創新發現時的靈光乍現提供可能,同時,為觀點的實現提供保障。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中村修二曾說:“保持孤獨,我才能夠不被這些東西左右,逼近事物的本質,這讓我能產生新的點子。”

  在他看來,保持孤獨,才能從內挖掘能量;專注於自身,才能縮短減少接觸到“事物的本質”的時間,幾十年如一日的專注,換來的恰恰是原創靈感噴發的瞬間。而仰望星空與腳踏實地之間的運籌帷幄,也演繹著日本文化中的“菊與刀”。“50年內拿30個諾貝爾獎”的目標看似急功近利,但同時,日本人特有的踏實已為此做好了準備,並源源不斷為此提供持續的力量。

  魯思·本尼迪克認為,日本人的核心價值觀實際上是一種自尊文化,對名譽的維護也是其中的體現。

  對匠人精神的堅持,對名譽的追求,以及深入骨髓又充滿矛盾的恥感文化和自尊文化,都在拿下諾獎這條路上,為日本人保駕護航。

  本屆諾獎公布後,有位華人科學家也走進了公眾視野。美籍華裔科學家陳列平在腫瘤免疫治療的研究中,首先提出通過抗 PD-1 通路抗癌。此次沒有拿到諾獎,許多科學界內人士為他鳴不平,認為諾獎評審不公。

  

  北大基礎醫學院免疫學教授王月丹認為,陳列平沒有拿到諾獎,是考慮到也有其他科學家發現配體,評委會經“平衡後得出的結果” / 梨視頻

  陳列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曾說:“中國人不擅長講故事,不擅長將複雜的科學變為簡單的概念去讓人們接受,這一點可能是窝窝影院最大的缺陷。”也許在科研的路上、在奪下諾獎的競賽中,中國人已經走出了很長一段路,也做好了十足的準備,也許在“滯後性”過去後會有喜人的突破;

  但在日本18年內這些突出的成就中,也至少可以讓人看清,在更多方麵,也還有很長的路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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